潍城区西关街道办的黄家社区,高层住宅群拔地而起,社区服务中心、文化娱乐中心、老年活动中心等“一厅五中心”一应俱全,建筑面积达12817平方米的社区学校、幼儿园正紧锣密鼓地施工……
　　从黄家社区一路向东,登上位于人民广场中心的“双子”观光塔,潍坊星罗棋布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个个奔来眼底:从城中村中“长”出来的“楼宇丛林”,提升着城市的高度,挑战着人们的视觉。
　　城中村改造之前,不少村民的住房,还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平,配套的公共设施就更谈不上了。由于城市公共管网无法与城中村全部连接,有的城中村甚至连自来水还吃不上,要吃自家院里压水井压出来的、未经过消毒处理的井水。相当一部分城中村没有学校,有学校的也招不来好老师。
　　拿上面提到的黄家社区的前身黄家村来说吧,城中村改造前,村里没有小学。六七岁的孩子每天背上书包,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,到一公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。既不方便,也不安全。城中村挤占了附近社区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。好多学校生满为患,屡见不鲜的七八十人的大班额,往往就是这么来的。
　　伴随着城中村改造,在黄家社区,一座市区一流的现代化小学就要落成了。正在筹建中的这所学校实行6年全日制,有24个教学班。按每个班不超过45人计算,最多能容纳1080个孩子。小学附属的幼儿园,有9个班,每个班30人,可容纳270个幼儿。黄家社区就学、入托的孩子,满打满算只有130个。这意味着还有1220个学位,可以拿出来让周边的城市社区共享。公共资源最缺失的地方,摇身一变,成了公共资源的贡献者。
　　潍坊城中村改造必须配套的“刚性约束”越来越严格,也越来越具体:学校、幼儿园、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一系列公共配套设施,必须配套齐全,否则不得开工建设。到了潍城区,又加码了。不光“一厅五中心”一个也不能少,还要有“四点半学校”。目的是让孩子们在放学后到家长下班前这段时间,有个寓学习于娱乐的去处,免得在网吧中沉迷。
　　这样的规划要求,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城中村居民需要,而是着眼于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。拿奎文区李家村卫生服务站来说吧,如果仅仅满足城中村居民需求,100平方米的面积就绰绰有余,可这个卫生服务站实际上是300平方米,整整多出200平方米。
　　奎文区以原城中村为“龙头”,将老城市社区和城中村改造后形成的新社区巧妙地糅合在一起。比如,现在的李家“大社区”,就由原来的李家村再加上南乐道、广文两个城市社区融合而成。这么一来,新社区独享的服务设施,就顺理成章地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了。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,潍坊有城中村的“大社区”,都是以城中村为“龙头”,而且社区的名称,无一例外都沿用了原城中村的“大名”。潍城区后姚家坊村融入大社区以后,拿出专款,组织专人员编撰后姚家坊村变迁史,从立村一直写到城中村改造。这一手,保留了村庄的历史传统,避免了“文化断裂”,让原城中村的居民“很受用”。
　　潍坊城中村改造的“大杠杠”,之所以是两个“83”,而不是一个“166”,就是怕都搞成宿舍楼,一次性分光卖净,再没有发展后劲了。第二个“83”单列出来,在增加居民一块资产性收入的同时,新建起来的学校、医院、文化中心和宾馆、商厦、市场等设施,会派生出多少就业机会?潍城区李家村改造成李家社区以后,一举实现了原村民“零失业”,还吸纳了不少外地人前来务工经商。
　　眼下潍坊的城中村改造,已经不再满足于设施配套这样的层次。规划部门又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。市里正在组织筹建一个由专家学者、社会名人组成的“建筑审美委员会”,对包括城中村改造在内的重大建筑方案进行美学审查,就建筑造型、色彩、材料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等严格把关,重点解决从城中村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千楼一面的问题。
　　前几年,参与城中村改造的设计单位和开发商一度参差不齐,导致有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品质不高。有鉴于此,市里抬高了进入城中村改造的规划设计单位和开发商的门槛:所有项目要委托两家以上国内知名的甲级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,开发商必须有较强的融资能力,之前有优良开发业绩,才能参与城中村改造。
　　这一来,同济规划设计院、清华建筑设计院等知名设计单位和绿城、恒大、万达等实力雄厚、开发理念先进的开发商进入,资质低、实力弱的设计单位和开发商渐次退出。一进一出,旨在提升潍坊城中村、乃至整个城市的规划水平和建筑品质。
　　以城中村改造为契机,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,悄然萌芽。例如:潍城区的后姚家坊村,几位从事过工程建筑的居民,自发成立了“建筑质量民间监督小组”,成为监理公司之外的“监督别动队”。他们对正在建设的安置房“横挑鼻子竖挑眼”。这让建设单位对建筑质量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　　这些发轫于城中村改造的“草根组织”,犹如各个利益板块之间的柔性组织,有效地化解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撞,让城中村改造得以安全“着陆”。
　　惊鸿一现的萌芽,让潍坊看到了蕴藏在社会组织中的巨大能量。他们因势利导,将发韧于城中村改造中的这类组织,孵化成“社区协商议事会”等常态化的社会组织,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“方面军”。中上虞河、后姚家坊、北关等一批城中村改造完成后,当初为拆迁、分房设立的村民协商会“曲终人不散”,“翻牌”为各种名目的常规组织,继续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独到的作用。
　　打开潍坊的城市规划图,密密麻麻的城中村,如色彩斑斓的繁星,点缀在城市中间。过去,它们曾是社会管理的“洼地”。现在,凭借着多项创新之举,城中村一跃成为社会管理的“高地”。这些日渐隆起的“城改板块”,幅射周边,提升着整个城市的另外一种高度。
　　城中村的居民,长期以来,虽然生活在城市,但头上却顶着农业户口的“帽子”,充其量只能算“半个”城里人,许多城里人隐性和显性的市民待遇,他们无缘享受。比如,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医保,而城中村居民,只能享受“新农合”。这种“二等居民”的感觉,让人“很是憋气”。　
　　城中村改造后,村民不仅从经济上翻了身,而且实现了“身份平等”。在社会保障上“拉平”后,城中村居民的“比较优势”就更显而易见了。
　　城中村居民最大的愿望,就是村民变市民,融入自已生活的这座城市。而融入城市最典型的标志,莫过于城中村居民交往圈和通婚圈的扩大。城中村改造前,城中村居民交往的圈子很小,婚姻多半是在城中村之间进行。城中村改造后,城中村居民与城市社区的居民,享受“同城待遇”。户均两套房的优势,更让城中村居民稍胜一筹。城中村居民的交往圈、通婚圈悄然延伸到了整个城市社区。
　　像李家村这样的“明星社区”,情况甚至倒过来了,城市社区的女孩,要想嫁进城中村,还挺不容易的呢。
　　过去,城中村居民参加公益活动拽也拽不动。现在,他们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,城市的事就是自己的事。居民的民主意识,参与意识,比老市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后姚家坊村,记者看到有一位老人家,连地上的一片落叶也要捡起来。他说,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,我们改造后的城中村,比其他老城市社区还要强。
　　曾几何时,城中村居民是一个尴尬的群体:农村人觉得他们是城里人,城里人觉得他们是农村人,他们陷入了一种身份困惑。城中村改造突破了“阶层固化”,不同群体之间的流动成为了可能。
　　40年前,在安丘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周淑贞,顶着世俗的压力,嫁给了当时北关村的青年农民郭文正。1980年代,周淑贞落实政策参加工作,周淑贞和孩子是城市户口,丈夫郭文正一直是农村户口。一家3口一个锅里摸勺子,居然有两个户口本。
　　多少年了,每逢同学聚会,周淑贞都有点抬不起头。同学的对象都“吃国库粮”,自已却“下嫁”给了农民。而郭文正在妻子面前,也感到自己“高攀”了。
　　城中村改造,成了这个家庭的“拐点”。郭文正一套破旧的二层楼,转眼换回了两套各120平米、水电暖气齐全的高品质楼房,市场价过百万。这让周淑贞在化工公司那套66平米的单元房相形见绌。用郭文正的话说:“我现在比她强了!”2007年,周淑贞的户口正式从化工公司迁出,并入到丈夫所在的北关社区,“一家两制”的时代结束了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,城中村改造,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旧的问题,意外的新问题又出现了。仿佛一夜之间,像一块大馅饼掉到城中村居民头上,“幸福来得太快”!在巨大的“财富效应”面前,有人道德失重了。为争夺城中村改造后房子、股权等家产,家庭内部父子反目、兄弟姐妹大打出手的事情都发生了。还有人挑起事端,为的是要把集体资产吃净分光。
　　眼下的潍坊,如何引导城中村改造后的新市民实现由富到贵的“华丽转身”,已经成为更富挑战性的新课题。昔日城中村,不仅要改造成公共服务的“高地”、社会管理的“高地”,更应该成为精神文明的“高地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城中村改造未有穷期。